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幼儿园，一个人在家里发明一些古怪的玩意。我用榆树枝和线团制作弓箭，偷走邻居家的高粱秸秆，一支支地把它们射到屋顶上。我还用过年时节遗留下来的供香，点燃后杵进蚂蚁洞里。那时候，小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无聊的，除了我自己发明的玩意，一天里，还会有很多人来“照看”我。
这些人大都是来找父亲看病的。来了就直奔主题，问道：“小孩，你爸爸在不在啊？”然后就又问：“去哪哩，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们问完话就走了，院子里就又剩下我和蚂蚁了。
如果父母第二天要出门，他们会提前跟我打招呼，告诉我午饭怎么吃，哪家的病人会来，等等。每当清晨睡醒后，我的耳畔就是无边的宁静，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父亲要游走在村巷里帮人治病，母亲要去大城市里批发药品。我在家里当小掌柜，帮他们打发前来看病的人。
我曾跟父亲去病人家就诊，有时候是人生病，有时候是家畜。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就诊，是乡民的鸡禽误食了有毒的玉米种子，有八九只。那些鸡都横卧在主人家的麦秸堆里，生人靠近了也没有反应，眼皮和翅膀都耷拉着，看起来奄奄一息。父亲就在他家院子里，撑开小板凳坐下来，打开手术箱，拿出刀片、手术钳、镊子和缝合线准备给鸡做手术。
父亲先是找准鸡胃的位置，让主人抓着，然后把周围的毛清理干净，用刀片把外皮划开，然后再把鸡胃划开，把里面没有消化的有毒的种子扒拉出来，最后再缝合上，在伤口上倒些碘酒。这样八九只鸡一瘸一拐地离开，在麦秸堆旁歇一会，马上就能都站起来。那个年岁，八九只鸡的手术费用要15到20元。
有时候父亲不外出，会有病人上门看病。有些病人需要输液，在我家可能呆三四个小时，他们会跟我聊天说话，但我不记得说些什么。有些病人需要打针，他们就趴在我的床上，露出半边屁股来。还有些病人需要喝草药，父亲就会在另一间屋子里翻腾出各种草药来。
另一间屋子是专门放置草药的，推开门就会有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道。我在这间屋子里见过一些水生动物的干尸，还有放在今天价格翻倍的许多药材。屋子里还有铁制的碾槽和碾盘，还有量称和算盘。有一年我消化不良，父亲把干山楂碾碎熬制，配上蜂蜜，制作成黑圆又有光泽的山楂丸。我不喜欢吃，在上学的路上偷偷地扔到水渠里。
几年后医制改革，医生需要行医资格证等证件，加上父亲有了新的营生，就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的手术箱最后丢在一个杂货间，和我的日记本堆放在一块。在此之前，他曾严厉告诫我不允许动他的手术箱。不过后来，我曾偷偷翻开过箱子，里面有那种挂耳式测心率的仪器，有那种老式的需要人工用力包裹胳膊的血压计，有放血的橡皮绷带，还有各种各样的钳子、钩子、刀子、镊子和线团，摆放得十分工整。
父亲的手术箱外表是枣红色的，有一根吊带，长大约50cm，宽15cm，高30cm，箱身中央有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我那时很喜欢这个箱子，觉得搭在肩膀上是件很得意的事，于是心里琢磨着父亲一定也是这样觉得的，所以不允许我靠近他的手术箱。
四年级我远离家乡后，很多村子里的人慢慢忘掉了。直到大四时，因为同乡的发小结婚，我回到村子里参加婚礼，这些同乡的村民在宴席接近尾声时把我认出来了。他们在宴席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小时候我去你家，你才这么大（用手比画着），我还抱过你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