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太能说了
“能说”在国人眼里不是个太好的形象，这可能与“巧言如簧”、“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等词汇皆为贬义有关。即使是“舌灿莲花”、“辩才无阂”之类的成语有褒扬之意，但在使用时效果也难有预期。
然而“能说”确实是个能力，不仅在当前这个需要彰显和推介的时代是这样，即使过去，“能说”也能解决好多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有所领教。
1969年夏，我去南京某单位催发单位急需的催化剂。其实我此行本来不是求援，因为在上年全国订货会上，我们通过省物资局已经与之签订了供销合同，而且根据合同，早就应该供货。可是该厂却迟迟不给发货，几次去电话、电报催促也无回音。当然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年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好几年，不是文斗就是武斗，别说合同，就是法律，在一些人面前都没有约束力，所以要想办成事，还真就得“拿理当不是”，跟人家好说好商量，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东西整到手才算能耐。
抵达南京后，我住进该厂招待所，没想到在这里就吃了一个下马威。原来旅店里住着好几十位从全国各地前来催发我所要产品的人。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当时生产这种催化剂的全国只有两家，但另一家在一年前已经停产，而这家企业去年也仅完成年生产计划的30%，为此，全国此类物资缺口在一半以上。于是，每天都有几十个单位的人来催货，都拿着像我口袋里这种订货合同，但在东西缺口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有合同虽然比没合同强，但因为大家都有合同，所以也就强不哪儿去。
据已经在这里蹲守了很长时间的同行讲，我所需的催化剂每天还在生产，所以库里多多少少总有点货，但谁能拿到手就看本事了。因为当时还没有“行贿受贿”这类的手段，所以什么是“本事”还真不好说。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便去该厂销售科排队，但也只排了个第五名。好在等销售人员来到办公室时，我身后已经排了二十多人，我还算第一梯队的成员。
销售科的办公室很大，在两张办公桌堵头这侧，摆了四五排铁架木板的折叠排椅，所有来办事的人都可以坐在那等候。当销售人员根据桌子上介绍信的排序，叫到哪个单位时，来办事的人就走到办公桌前，坐到的椅子上，陈述情况，说明自己是何等急需这些催化剂。
每到同行们讲述时，两个销售人员都很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有时还点点头，表现得既认真又对我们很尊重。但当前面的三个人一个接一个离开办公桌后，我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因为这三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同行讲完自己的情况后，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首先是相信他们讲述的情况，其次是对其表示同情，再次是对无法履行合同表示歉意，最后是告诉他们没有可供的催化剂，每天生产的东西都被三线工厂调走了，请他们回单位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况，我已经对自己不报什么希望了，因为这三个人的陈述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尽了，我过去讲什么都是重复，都没有新意。当然，既然这么远来了，总要奋斗一下，但结果肯定不会比他们强。
第四位同行被叫上去了，通过召唤介绍信上的单位，我听出这是来自河北一家化肥厂的采购员。看上去这位老兄不仅斗志昂扬，而且还胸有成竹。他在落座前先给两位销售人员鞠了一躬，又回过头来给我们这些同行深施一礼，就像上台表演节目一般。
随后，这位姓姜的老兄便开始讲述，他说他们单位是所在城市最大的地方企业，在当地落实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中具有标志性地位。他说：“这里我特别要汇报的是，我们单位在两年前就停产了，是阶级敌人炸毁了工厂的设备，以此碰坏文化大革命。”
姜老兄说；“一个月前，中央领导KS视察了我们单位，号召全厂职工要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尽快恢复工厂生产，尽快拿出优质化肥，以实际行动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
“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单位的两千多名职工，经过近30天夜以继日的奋战，克服了重重障碍，以一个同志牺牲，两位同志受伤为代价，终于完成了检修任务，使工厂具备了生产条件。过几天，我们就要向合成塔内填装催化剂了。前天，我们共出动了四台车，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单位求援，我们分析各厂在采购时总要有点余量，所以各家的库里都可能有一桶两桶暂时用不着的催化剂。我们或借或买先把他们归拢到一起，很可能就把自己的事成全了。我回去的路上也要这样沿路乞讨，像叫花子一样。但市领导在我们出发前讲过，不管哪个方向的车回来，不管带回来多少催化剂，市里都要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感受各地对我们大力支持的氛围。”
老姜接着说：“这次我到南京来，不是与老大哥单位谈合同到期与否的事，而是带着全厂两千多颗滚烫的心，带着我市80多万人的期盼来求援的。我整个合成塔的装填量是两吨。如果不能满足就给我一吨，一吨不行就给我半吨。如果半吨也没有，就给我100公斤。假如说100公斤都没有，也让我到你们仓库，从地上扫起一捧催化剂。回到单位后，我会告诉全厂职工和全市人民，这是南京人民对我们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定会化作鼓舞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和勇气。”
说到这，我清楚地看到那位管事的销售人员再次拿起老姜的介绍信，沉思了片刻之后，在上面写了些什么。随后就对他说：“两吨，去办手续吧。”
人们都明白了怎么回事，但都觉得确实应该这么做。此刻，大家虽然都是来要东西的，但没有人嫉妒，相反，随着老姜站起来再次给大家敬礼，办公室里还响起了一阵掌声。
我也被老姜的演讲感动了，在最激动，最投入的瞬间，甚至觉得如果在我俩之间只有一份催化剂，我一定会主动让给他。哪怕我回单位以后挨批评，受处分，因为听起来他们单位实在是太需要了。
老姜走了，我也恢复了神志，而且想到老姜其实是我的克星，在他如此精彩的演讲之后，我还有什么话能打动眼前这两个销售人员呢？根本没有。果然，在我完成自己的讲述后，办公桌对面的两位又恢复了此前的态度。同样在记录，同样很认真，同样的尊重，同样的同情和歉意，但东西是没有了。
我败了，败得心服口服。于是，在走出办公室时我想起电影《南征北战》中敌*参谋长的一句台词，“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太狡猾了。”而我当天的遭遇也“不是我不能说，而是这家伙太能说了”。
因为败得很惨，所以至今我还常常反思这件事情。要知道，老姜当时还是在给吃大锅饭的国企办事，但却办得那么兢兢业业，那么上心。与之相比，我欠缺的好像不仅是“能说会道”，恐怕还有一种精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