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科技日报记者操秀英崔爽李艳
编辑丨陈磊
引言
“给我几片安眠药吧。”住在隔离病房的娜娜（化名）连续几天向医生请求。
她说她睡不着。她总是会想起新冠肺炎疫情中去世的亲人，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孤零零地。
娜娜的状态引起了心理工作者的注意。因为一般人只会问睡不着怎么办，不太会主动索要安眠药。
数次聊天后，她终于敞开心扉：已经攒了50多片安眠药——另有它用。
强烈的“幸存者内疚”让有亲人离世的病人产生轻生的念头，他们会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还活着，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经过几次心理干预和咨询后，娜娜的情绪终于缓和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
在别人看来，心理援助工作似乎就是“安慰”。但是，从汶川地震到新冠肺炎，中国心理援助走过的这12年证明：它不仅有用，甚至可以救命……
“元年”：“中国的心理援助是
被灾难和老百姓的生命推到前台的”
过去几个月，以武汉为圆心，来自很多人内心的伤痛弥漫开来。
这痛苦，不亚于病毒带给肉体的。
好在，心理援助从疫情暴发起就被高度重视。
现在，北京疫情出现反复，趋近正常化的生活又被打乱了节奏。就像快要搭好的积木又被推倒几块。
一张新的考卷摆在祝卓宏面前。
6月13日，他接到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指示，继武汉之后，首都也需要心理援助的力量。
“我们立即开始组织‘微心战疫’志愿者重新投入北京的疫情心理援助，并组织专家开始录制节目。”祝卓宏说。
祝卓宏
作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委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祝卓宏这位心理援助“老兵”甚至转型做了“主播”，他已经通过网络为武汉的几百位老师进行过灾后心理援助的培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线上心理援助成了祝卓宏们的新战场。
时光回溯，12年前的汶川地震是心理援助专家们真正经历的第一场“战斗”。那年夏天，祝卓宏成为第一批赶到灾区的心理专家。
为了让民众卸下心防，他们不得不“支摊”量血压，“伪装”成体检医生，或是拿着小礼物走家串户。从那时开始，祝卓宏在四川驻扎下来了，他在绵竹待了三年，和同事们摸索出了灾区工作站模式，提出了“一线两网三级”的服务体系。
“那套东西与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微心战疫’是一脉相承的。”祝卓宏说。
对于心理救援从业者来说，汶川地震是关键一战。正是从那片废墟开始，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们开始探索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援助这一新课题。
年，被称为我国心理援助的“元年”。
而在那之前的十几年里，心理学界一直在做一些探索和学习的工作。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年。这一年的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恶性火灾事故，人死亡，其中，中小学生达人，其悲痛惨烈程度让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灾难发生后系统心理援助非常必要。而当时普遍认为，受伤害严重者就送精神病院，靠药物治疗，至于心理咨询师，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改变来自年7月正式启动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国家层面的鉴定考试为心理援助行业储备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人才。祝卓宏介绍，大量心理咨询师“入场”，从几万到如今的.2万，他们成为后来历次灾后心理援助的主力。
大练兵很快就来了。年的非典，心理咨询师应召上岗。对各方来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战斗”，医院启用一周之后，不得不启动心理救援。
在小汤山，祝卓宏和其他心理学工作者一起，通过每个病人病床旁的电话与其谈心、询问情况、了解需求。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形成大的团队，但非典时期的经历，以及那几年间进行的国际心理创伤治疗连续培训班，为后来应对阻击战打下了基础，也让心理学界认识到，“生命救援和心理救援应该同时展开，在预案中同时启动，不能迟到”。心理援助真正走进公众视线。
图源：视觉中国
年5月12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日子。山河震颤，生命与心灵都支离破碎。
汶川地震改变了数十万人命运的轨迹，也在天地仓皇变色中把中国灾后大规模心理援助紧急推上了前台。
灾后心理援助是否已做好准备？
“当时心理援助的量比较小，心理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分党委书记乔志宏回忆。
中科院心理所连夜组织专家撰写《关于四川汶川抗震救灾工作的心理学建议》，组织队伍前往灾区，招募志愿者……心理学科研主力军进驻灾区，让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进入更多人包括高层的视野。
这是我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祝卓宏对自己在汶川的第一个救助对象记忆犹新。
“我们进到帐篷，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随后又被小偷偷走了她含泪收拾的书包，里面装着女儿从小到大的衣服和获得的证书、奖状。心理援助人员见到她时，家人讲她已经不吃不喝几天了。
很明显，她已经进入到一种急性应激反应的亚木僵状态，如果这样下去，人会彻底垮掉。心理援助人员需要做的就是要将她从僵化状态激活，疏导冰冻的情感。
在一段时间的疏导之后，痛失爱女的母亲终于放声哭了出来，还讲起事情的经过。在工作人员离开时，她已经可以从床上坐起来，跟大家道别。
“中国的心理援助是被灾难和老百姓的生命推到前台的。”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说的这句话有点残忍，但却是事实。
灾后心理干预具体该怎么进行，当时的心理学界是“无措”的。
医院进行心理援助服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彼时还是研究生，他至今还记得日本救援队带来的一种绘本。故事的主角是一个遭遇地震的熊猫家庭，熊猫爸爸妈妈忙于搭帐篷，为生计奔波，熊猫宝宝情绪不好，好朋友们积极帮助它，陪它活动，它慢慢恢复。
对于刚刚起步的国内心理援助队伍，这类做法既新鲜又充满启发，他们做了本土化的样本，以《小鲤鱼历险记》为基础创作了一条小鲤鱼在地震中克服困难的故事。广东的一家玩具厂还捐了一批小的球形毛绒玩具，握在手里有柔软安慰的触感，抛来抛去还能互动。
现在看起来稍显粗糙的“小鲤鱼”受到灾区小朋友的喜爱，“小鲤鱼”也成为孩子们共同的朋友。
除了自身的迷惘，公众的不理解也是心理专家们面临的困境。
“干预，你凭啥子干预我？”
“心理学是什么，有啥用？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样的话，心理援助工作者们没少听。
年的汶川大地震，有很多志愿者以为可以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尽力帮助灾区。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灾害发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数志愿者黯然身退，有些心理咨询师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只是打开了“伤口”，却没有能力或时间包扎“伤口”就离开了；甚至个别的志愿者陷入崩溃边缘，自己成为需要心理援助的对象，这是心理援助工作者不能回避的现实难题。
同时，热情有余、专业不足，鱼龙混杂的心理咨询志愿者们加剧了公众对心理援助工作者的不信任。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机构、高校的心理工作者及个人志愿者超过人。来自不同省份的几支心理援助队伍同时在某板房区扯起大旗，出现了同一人被多次恳求填写问卷调查的怪状。
有位失去一双儿女的女士上午刚填写完一拨志愿者的问卷，不到中午，又来了一队志愿者请她填写表格。吃过午饭，五六个来自不同团队的志愿者还在排队等着。她颤颤哀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
“防火防盗防心理援助”，这样的标语不止一条两条。
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祝卓宏他们带着生物反馈仪、血压计等侧面进行心理援助工作，好多人排队，旁边赫然打着“心理咨询”牌子的桌前却空无一人。“问寒问暖问身体，量罢血压量心率，察言观色看动作，不提心理做心理。”祝卓宏编的这段顺口溜，既是心理援助工作起步时的“工作要诀”，更是当时迎着不解打开局面的真实写照。
当时灾后心理援助大致走过这样的路径：大众接受度低，起初要“曲线援助”，“多听多看少说”，从帮忙带孩子、搬家、发放救援物资等入手建立关系；找准家庭的重心，传统东方文化下的情感表达是很含蓄温婉的，但很少有人会拒绝对孩子的关心。
针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在安置点，吴坎坎带着孩子在帐篷区搭建起一些儿童活动场所，发玩具、做玩具，当“孩子头”。过程中要是发现哪个帐篷里的孩子不出来玩儿，大人情绪不好，就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