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从南昌市财*局获悉，今年1至11月南昌财*总收入完成459.8亿元，同比增长19.4%，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22.4亿元，同比增长27.4%，增长幅度在中部省会城市排名继续保持第一位。
这段授奖词包含了几个要点：一是作者“吃准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乃至冷酷”，因为如果你这样书写，你就在题材上抓住了一些可以展示真诚的东西，而“真诚”，对于普通中国读者和善良的作者们来讲是顶天的写作伦理信条，尽管奥斯卡?王尔德认为作家当然是说谎者，尽管W.B.叶芝与W.H.奥登都理解文学面具的意义。诗人七夜“集中书写死亡门前的事”让我震动，但我对自己的震动其实也留有一份警惕，因为我认为“他的书写没能免于当下流行的媒体意识形态”，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诗沾染了不同于官方价值观的当下媒体主流价值观。我不反对而且认为有必要书写社会之恶和生命的哀伤，但我反对将社会之恶和生命哀伤简单化。而简单化的简单做法就是把生活事件化、标签化、符号化、平面化，即取消恶与哀伤的历史深度。在这句授奖词之后我继续说道：“他努力从地方上有限的事物向外拓展，让我们从离地一寸高的地方看到了普通人、底层人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我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写作离地一寸高是时髦，离地一尺高别人就要在上骂你了，如果离地三尺高你在文学界、诗歌界就没法混了，这就意味着你是在逆行了。精彩的作家往往是逆行的，不是顺着大伙的接受习惯走的，但在当下中国，在写作中摆出一副批判的姿态而且离地一寸高其实不是逆行，而是顺行，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这种让人一目了然的写作深度和道德关怀，往好了说――犹豫一下――也许是一种伴随*治天真的文学天真，而可以为“天真”做辩护的最方便的说法是：“我写出了生命！” 作为一名中国写作者、思考者，经历或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断崖式的转向，参与或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土豪和土鳖们的任性、贪官污吏们的横行，以及国家急红了眼的反腐，又处在资讯如此发达、互联生活如此活跃（又受到管控）的环境中，你不可能免于愤恨和无奈。当愤恨和无奈需要理论的确认时，西方和东欧知识界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传遍世界的哲学思想、*治思想、文学写作模式就会在你身上找到落脚点。你追随苏珊?桑塔格，而桑塔格认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于是你努力修炼成让桑塔格满意的知识分子;你倾心于瓦茨拉夫?哈维尔，而哈维尔自认为曾进入卡夫卡的城堡，后来又全身而出，于是你也想一试身手，看能否破解卡夫卡那无解的黑暗的难题。当你悲伤于河南或者湖南或者海南的现实你流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眼泪;当你反思和批判跌宕的现代中国*治生活时你使用保罗?策兰那罗马尼亚德语犹太人从回应纳粹屠杀获得的语言。这已经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常态了。我曾在一本名为《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陈学明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书中读到如下一段对马尔库塞的发挥文字：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其真理存在于它所引起的幻觉中，存在于它不懈地创造一个使人想起和怀疑（由认识而定）生活的恐怖的世界。这就是各种杰作创造的奇迹;它是悲剧，是彻头彻尾的、不可解决的悲剧。因为，去过有爱有恨的生活，去过现实存在的生活，就意味着挫折失败、逆来顺受和死亡。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由此便变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p.72）
从一道高考题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