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思无止境
何平、金理、淡豹、李依蔓、田丰、吴琦、梁鸿、吕正、袁凌、郑少雄、项静、康凌、叶子、方岩、韩松刚、汪雨萌、何同彬等作家、编辑、学者，以“中国‘非虚构’与‘非虚构’中国”为主题展开讨论。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非虚构”写作，强调的是文学对当代生活现场的书写和反思。借助非虚构，文学对现实的介入路径或许能够得以重建。
中国“非虚构”与“非虚构”中国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对谈（节选）何平（主持人）：我们第四期的工作坊开始了。昨天我来看会场，忽然发现这个和废弃的KTV毗邻的会场，似乎很适合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所谓的中国“非虚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场和现实。你们从电梯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将要进行工作坊的“现场”，这个场景很有“中国的特色”——一个文学会议会场的隔壁，就是一个可能因为疫情而不景气的KTV。下午五点钟，你会发现KTV的工作人员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他们和我们是在同一个中国时间。这期工作坊，以“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为主题。今年讨论这个话题应该基于强烈的当下性和问题意识。“中国‘非虚构’”既是指中国现实和现场，也是指一种中国的实践性文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上所推演的“非虚构”概念。第二个“‘非虚构’中国”，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立场和介入路径。这里的“‘非虚构’中国”，就是以“非虚构”的精神立场和介入路径，来把握的“中国‘非虚构’”。“非虚构”在新世纪，以一种“特别强调”的方式出场。今天，很多人把传统的报告文学也认为是“非虚构”。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报告文学”也可以混合进今天的“非虚构”，又为什么还要提出“非虚构”这个概念？以写作为线索，当下中国非虚构在年前后由《人民文学》杂志倡导出场，某种程度上是和传统的报告文学切割和撇清的结果。因此，它当然区别于“虚构”，更重要的也区别于“报告文学”。鲁迅文学奖只有报告文学的门类，阿来的《瞻对》参评曾经以零票出局，似乎说明报告文学也不待见非虚构写作，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报告文学评奖这么不待见非虚构写作，为什么在图书市场上，报告文学又硬要穿上“非虚构”的马甲来招摇过市。有着中国问题意识的“非虚构”写作强调的是文学书写和反思当代生活的现场的能力，也是知识人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这就要求写作者即“行动者”，是有能力介入世界的人。所以，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是精神站位、进入路径和文体、修辞的合体，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人民文学》推出的代表作是《中国在梁庄》《冬牧场》这样的文本。同时代，类似的文本还有《十四家》《上课记》等等。而现在的“非虚构”写作显然已经出圈，大众传媒把所有标榜“记录”都增容到“非虚构”写作，包括日志、真实故事、素人写作等等。国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非虚构生产，好像数十年前文艺生产的田间地头换到了交际平台。不过，这部分非虚构即便对真正意义的审美创造并无多少建树，但类似三明治、正午、谷雨、极昼等这些个人生活史意义的非虚构实践即可以看作文学民主的结果，同时也可以作为观察时代风习的样本。我想，在“非虚构”写作被增容和泛化的当下，我们很难建立起宏大历史叙事，那么也许重新回到年前后倡导“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原点，才有可能守住非虚构的疆域，在“非虚构”的汪洋大海中澄清有现实主义精神审美创造的“一种”非虚构，虽属无力无奈之举，却是有态度有边界。据此，除了前面说到的几部，这两年我读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巨浪下的小学》《无辜的人》以及袁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等等，这些无一例外都在追问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专业的深度调查为抵达真实和真相提供了精神、路径和方法，但它们对世界和人性复杂性的勘探，以及修辞和文体又是“文学”的。应该看到，如果从媒介的角度看，所有的媒介都可以有对应的“非虚构”。其他媒介的非虚构，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和摇滚乐，它们当然也存在泛化和扩容的问题，但它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纪录片，仍然保有“非虚构”介入现实的精神立场。今天上午是“主题发言”，邀请了不同职业和专业背景的嘉宾，有非虚构写作的实践者，也有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调查记者和影像艺术家等。请金理做一个引言。金理（学者）：首先，“非虚构”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在今天依然没有共识。10年前，当《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栏目正热火朝天之时，我恰好遇到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青年写作者，交谈之后才发现，彼此认知中的“非虚构”并无多少交集。我心目中从事“非虚构”写作者，与她心目中的名单完全不重合。她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今天在中国做“非虚构”的不会超过10个人。当时这位朋友，正在做人物经历的深度报道。对于写作者来说，“非虚构”是一种携带着紧张感，置身于危机状态中的写作，不可能是优雅的，不可能是余裕的产物。当不同的行业、专业背景、学科领域等被引入作为变量，“非虚构”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与写作抱负。其次，“非虚构”策划的意图中，不免有种“纯文学的焦虑”，既然虚构的文学节节败退，不如转而乞求“非虚构”。我完全理解“非虚构”文学倡导者们的苦心，但私心里不免仍有嘀咕：当我们已经接受后现代、新历史主义等思潮洗礼之后，当我们已经完全认同虚构的文学话语对历史写作的积极参与之后，我们反过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要求文学具备一种非虚构性；“非虚构”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何以变成势如水火的对立，而它们原该是以不同姿态对世界发言，也将面临共同的困境？毕竟，烂俗的小说不应该败坏我们对这一有过辉煌历史的体裁的信心。最后，“非虚构”在今天已经变成饕餮，不断吞噬其他文类。那么，面对“非虚构”的无远弗届，“非虚构”文学到底还能提供什么？当文学研究者们不断放下身段、突破门墙之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依然对文学保有热情与寄望；而后者的热情与寄望，集中在文学的优质基因上，恰恰这一基因很可能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被文学研究者自身弄丢了。由此我的疑惑是：“非虚构”文学理应携带自身无法舍弃的优质基因去参与“非虚构”写作，那么这一优质基因体现于何处？淡豹（作家）：我想从上个月的一篇影响比较大的文章谈起：《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很短的段落。一个外卖小哥说，做骑手的前几个月每天都在沮丧中度过，从小地方来不熟悉路，更别提巨大的车流人流，战战兢兢地守着规矩，天天被扣钱，和麻辣香锅一起摔在路上。这让他觉得很无能：不是人人都能做外卖吗，为什么我做不好呢？后来，随着电动车越骑越溜，路越来越熟，他变成了马路上的超时高手，这种无能感渐渐消失。和同行扎堆逆行时，他体会到一种顺畅感。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他不仅是为了利润或者出于压力而被迫逆行，他对于城市的掌握，也恰恰体现在逆行的能力和可能性之中。能顺畅逆行是一种知识和能力，他逐渐掌握了城市空间的地图，也掌握了身体下的交通工具。此外，他能通过逆行掌握自己的身体，他超过那些循规蹈矩的人，超过那些城市里面的白领和上班族，超出“算法”“系统”“站点”“规矩”对自己身体的日常控制。此时他不光体会到一种自由感，对自我的控制感，还体会到与其他外卖员扎堆逆行那种呼啸而过的集体感——这就是能动性。平常的视角，都集中于外卖员所受的“压迫”，他们和城乡、资本、技术的关系，把他们浓缩成多重压榨之下“可怜的打工族”。大众读者的印象里，往往设定了一个抽象的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要去拯救抽象的“他们”。于是，大众说：“要是能多给他十分钟就好了！”如果